女巫文化27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4-20 09:24:15 / 个人分类:女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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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作证妻子Alice Trevisard施行巫术的证人则说,Alice Trevisard与她的丈夫争吵,两家相处情形变得非常不愉快。Alice Trevisard预言她「在七年内,财产总值将不超过四便士、没有房子可住,身上也没有外套可穿」。后来他们果然损失了一百镑之数的金钱。另外九名证人的证词内容的性质也大致如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证人虽重复了旧往巫术指控多着力于实际伤害的事实,但他们证词中重复日常对话的次数如此频繁且稠密,这可能意味着两点:第一,人们从来很少停止与巫术想象及猜疑为邻,而巫术指控将会是切断与结束这种蒙眛状况的方法,女巫符号的固定化,则可以帮助指控社群轻易进入指控情境里。第二,日常对话被积极记忆与重复提起,用以作为证明巫术存在的证据,这已远超过伤害与被伤害间合理的联系与怀疑,只能说明对单一状况的大量投注其实呈现了主体心理状况奇怪的执着,而主体心理活动的集体投注会导向或呼唤出另一个不同的心理路径,那是关于对权威及新秩序的期待,以及朝向摧毁旧秩序的秘密欲望。

 

关于其上的推论,我们可描绘出愈往猎巫运动后期,其巫术指控模式愈固定的现象。我们继续检查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文本,的确能够见出此象征形象的诠释与生产已经逐渐沈淀与固定,巫术或女巫的典型出现。如1621年四月十四日的巫术指控文本显示,被指控为女巫的Elizabeth Sawyer of Edmonton, Middlesex出现在此记录中的形象,是「无知的老女人,典型的荒诞作为的女巫,她弯曲且驼背的身体如弓垂,而且,说得更多一点,只有一只眼睛,如鬼般的气色…如果她未被怀疑涉嫌巫术将会使人意外…」。继之,当地的治安推事下令清除她房顶的草盖并焚烧之,因为据说女巫会藉此逃遁无踪。这个举动隐喻着隔绝与清洁的心理机制借着这个与传统交关的习俗再次获得释放与抒解,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串密集的法庭传讯与证供,而这些事件,将重新紧紧揪扯着群众的情绪。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巫术受害者包括两名褓被中的儿童、邻居的家畜,以及一名与Elizabeth Sawyer争吵不多久后便死亡的女性邻居。这些指控内容相当高比例地重复旧往的巫术指控的内容。然后,Elizabeth Sawyer接受三名护士长对身体记号的搜索,她被发现「在臀部上有一物似奶头形状,体积如小指般大小,长如半只手指,在顶端的分叉处一如奶头,似乎是有某人曾经吸吮过,所以其底部是蓝色而顶端是红色。」这些记号,无论其存在的真实性与否,都不再是观看的重心。对怀疑女巫的群众而言,身体记号意味着一个固定的文化想象已然附着其上,无须诠释或者多做说明,身体记号便已是代表着整个浓缩的巫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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