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现在是11点，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了。
按照工作站的安排，明天到教师进修学校对进修学校的老师进行团体辅导。
昨天和今天就在工作站准备这个团体辅导。好在现在整个流程已经敲定。
昨天晚上周姐把雏形给大家回报了一下，大家有的对于团体辅导熟悉，有的不够熟悉，不过大家还是很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今天上午，进修学校的魏老师和殷老师来到了工作站，一是来熟悉热线的接听方法，二是来谈谈明天这个团体辅导的事儿。
于队问道两位老师学校里全体老师的基本情况。魏老师很激动。
她把学校里老师们的基本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她说，北川学校的202位教师，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有40来人，失去配偶和孩子的有十几个人，失去生命的有50多位。
魏老师就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丈夫。让她至今无法安心的是到现在她都不能确定自己的丈夫究竟死在了哪里。她说：丈夫是个警察，他们的家和公安局只有10几米的距离，地震的时候，丈夫该是上班的时候，不知道他当时是在家，在单位，还是在从家到单位的路上。没有地震的时候，一家人常常调侃到，按照正常的状况，如果发生地震，小房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比如他们的卫生间。但是这次的地震却不像他们的预想那样。地震的倾斜方向刚好是挤向了卫生间那个方向。那么，如果丈夫像平时讨论的那样躲向卫生间的话，是必死无疑的。不过家里边有个位置是比较安全的，就是阳台，可是丈夫应该是不会考虑到这个位置的。因为阳台是对着门的。人会本能地冲向门口的。
几个月了，魏老师常常回到家所在的那片地方。可是已经成了残砖断瓦的废墟，几乎不能准确地找到曾经住了那么多年的家的位置。丈夫的尸体会在哪里，她始终都不知道。前两天，她和侄子一起回去，在废墟前烧了纸钱，想送去给天国里的丈夫。不知道丈夫是否能收到深爱他牵挂他的妻子的祝福。
她的眼圈红了。
地震过后，全国各地的援助到来了，有物质的，有精神的，但是震后初期这些援助都是针对孩子的。老师们没有。她很痛苦，夜夜难以入睡。总想找人说说，宣泄一下这份痛苦。可是没有合适的对象。周围的同事几乎没有不丧亲或者亲戚的。不少心理学专家也来到了这里，可惜他们的援助对象也都是孩子。她实在难以控制。于是主动找到了专家。专家才意识到原来教师同样也是需要援助的对象。于是针对教师的心理援助才开始了。
她说，在学校里，有三类人。一类是家人在地震中是齐全的，没有失去亲人，而且财物也没有任何损失；一类是财产损毁了，但是家人却失去了；还有一类就是像她这样，家没有了，亲人也没有了。第三类人是最痛苦的。震后，第一类人兴高采烈，走路都是飘的，有记者了，抢抢镜头；第二类人在庆幸毕竟家人还是齐全的；最痛苦的是第三类。他们不愿意和人接触，他们退缩在角落里，独自舔舐着伤口。作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第一类人。
是啊。不能说是他们内心不平衡。也不能说第一类人就是故意那样来幸灾乐祸。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幸运的人自然会有的。结果不一样，大家的情绪反应自然也不一样。魏老师说，很长一段时间，老师们不能接受的就是学校对老师的安排除了上课还是上课。而没有考虑老师也是受害者，老师也很痛苦，老师也需要抚慰。而且自开始到现在，作为老师他们没有接到来自领导的抚慰，哪怕只是一个电话。一些年轻的老师很坚强，他们白天认真工作，到了晚上，他们会一个人痛哭，一个人流泪。
旁边的殷老师没有说话，她在静静地翻看着心理所的杂志上对于他们学校的教师节报道。她那美丽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在地震中，她的丈夫也遇难了。听说是集体埋葬的。但是她没有看到丈夫的尸体。不知道丈夫是不是也被集体埋葬了。她的神情很凝重。但是这份凝重，却更让我的心酸楚了。
聊了好久，我们提出到学校看看。看看明天的场地。她们两位很热情，带我们到了位于安昌河西畔的原安昌师范学校。
现在师范已经搬走了，里边现在是安昌幼儿园和进修学校的办公地了。孩子们在板房里上着课。老师们在楼房里办着工。楼房的每一层都有断裂的墙体。有些窗户上的玻璃用胶带粘连着。
抬头看看，高山依旧苍翠，氤氲的白雾飘飘袅袅依然美丽。低头看看，黄色的安昌河依然缓缓地流淌着，裸露的石头冷冷地透露着初冬的凉意。仰望这群山环绕中的美丽的校园，遥望着缓缓流泻的河水边的校园，看看它满目疮痍的躯体，一份苍凉、一份凝重渐渐地袭上心头，沉沉的。
现在坐在这里，把明天的辅导所需要的音乐、文字整理完，静静地敲下这些文字，我的眼前晃动的依然是魏老师那湿润的眼睛。
作为一名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又能做好什么？能力真的好有限啊。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