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育文化”不值得追随

    如今在城市，有一部分“开化”的青年男女（主要是年轻白领夫妻），青睐“丁克家庭”这一生活方式，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不生育文化”正在东渐到中国。这种新的“文化革命”，其动因是各种各样的。第一，如今养育子女的代价高昂，经济条件不佳的青年夫妻不堪重负；第二，夫妻双方都想在学业上深造或事业上打拼一番，以便在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因而舍不得在养育子女上耗费时间和精力；第三，注重个人自由与享乐，害怕承担做父母的责任；第四，对婚姻关系缺乏信心，怕将来离婚给孩子带来不幸。总括起来，可分为“实际生活的困难”和“价值观与心理障碍”两大类。      

    “不生育文化”东渐到中国，是颇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尽管历史上这两种生产的方式、数量、质量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但始终不能停止。诚然，目前世界已出现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不协调的情况，即相对于物质生产水平来说，“人口过剩”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便是“人口过剩”的代表之一。但就中国的人口过剩而言，问题主要在农村；城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海、北京等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人口已连续几年负增长，这已构成了令人担忧的人口素质“逆淘汰”趋势。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白领阶层也可以说是“智力资源”部分，承担着提高民族文化整体素质的社会责任；如果越来越多的白领阶层放弃这一责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说可以通过一部分人不生育来解决我国的人口压力，这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愿意不生育者恰恰是总人口中的少数智力人口。当然，并不是说城市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智力人才”，但是，文化资本通过代际传递，却是规律。也就是说，有文化的男女通过做父母而向子女传递科学文化知识，可对社会的教育投资、人口的智力再生产成本做出自然的补偿与节省。

    从个人角度来说，“不生育文化”也不值得效法。生物科学的研究者们认为，人的生育愿望来自生物的“内驱力”，完全压抑或扼杀这种内在潜能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应包括生儿育女的经历和体验；怀孕、生育、做父母，是夫妻创造生命的伟大壮举；生育子女是母亲生活中的辉煌篇章；男人和女人，都在抚育下一代的过程中继续成长和成熟，学会无私的爱，使爱的潜力发挥达到最高层次；夫妻在共同养育子女过程中凝炼出来的同舟共济的深厚情谊，是比任何感情都更加宝贵的，夫妻之爱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夫妻“白头偕老”将婚姻的航船驶向幸福彼岸的重要情感支撑。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社会条件下，自愿不生育的夫妻还是少数，对整个人口形势尚未构成大的影响。对于那些由于物质条件（经济、住房）方面的困难而不得不放弃生育权利的夫妻，是应加以理解和同情的。他们的不生育选择并不是受所谓“不生育文化”影响，倒是应当从“生育文化”的角度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生育条件，如改善居住环境和增加收入，增设托儿机构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等等，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正常的生育权利。     
    最后要提及的是，有极少数夫妻确实不宜生儿育女，在生育选择上是应当慎重的。首先是那些有遗传疾病、有严重精神障碍者；其次是双方都必须献身于事业、专注于某种特殊使命而实在无力承担养育子女这一艰巨任务的夫妻。但这类夫妻在人口中毕竟只是个别，不具有代表性。     

    至于西方越来越多的夫妻不愿生育，甚至情愿去养小猫小狗代替抚养孩子，满足一时开心解闷的需要，这也许是享乐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结果，甚至折射出某种心理畸形化现象。另一方面，高离婚率使人们对婚姻失去信心，对生儿育女感到畏惧，也是“不生育文化”盛行的原因。也有些夫妻，在年轻时的生育“黄金季节”不想生孩子，而到中年又想生孩子了。女人达到“高龄产妇”年龄再去生育，对母亲和孩子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有的不得不选择领养别人的孩子作为补救，但内心仍旧留有无法消除的遗憾和后悔。总之，始于西方的“不生育文化”，是不值得我们中国人倡扬和效法的。